一、文献名邦

建水县位于滇南红河流域，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临开远市、蒙自市，西邻石屏县，南隔红河与“梯田之乡”元阳县相望，北连玉溪市下辖的华宁、通海二县。建水境内除汉族外，还分布有彝、回、哈尼、傣、苗等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23.0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1.5%，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之中于此交流交往与交融，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云南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的建水古城朝阳楼，段海容摄于2022年8月19日）

作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建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历代文教兴盛、人才辈出，素来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建水古称“步头”“巴甸”，早在汉晋时便已归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唐宪宗元和年间，南诏国于此建立“惠历”城，正式拉开了建水1200余年的建城史。元朝再度统一云南后，设立建水州，隶临安路。明代临安路改称临安府，府治由通海迁往建水州。清代乾隆年间改建水州为建水县。自元代已降，建水长期作为滇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乃至文化中心，兴盛昌隆六百年之久，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化记忆与历史文物，其中尤以为当地人称作“孔庙”的建水文庙为最。

二、滇南儒思

在科举历史上，建水历来以“科名之盛甲于他都”闻名于云南地区，明代有文进士30人，武进士23人，文举人288人，武举人29人。清代有文进士33人，武进士15人，文举人412人，武举人355人。建水在明清时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科举成绩，是因为其尊师重教、崇文尚学的文化基因，据古人记载“（建水）家弦户诵，人文蔚起，彬彬乎与中州争衡”。而开启建水文教之路的便是本文的主角——建立于元代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的建水文庙。建水文庙坐落于建水古城西部，毗邻府署与建水一中，文庙占地面积高达114亩，仿照山东曲阜孔庙的风格修建，总体布局采用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坐北朝南，规制严谨，宏伟壮丽。建水文庙不仅在面积上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性文庙，在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程度上也是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

（泮池前的孔子圣像，段海容摄于2022年8月20日）

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大理国后，为了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定，提高对新近征服地区的控制，元廷专门调拨“镇戍军”（包括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和部分色目人）前来建水州戍守屯田。这一时期大量汉族官员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迁入，为文庙建立及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为元朝廷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到任后大力推行“云南内地化”的施政政策，力图各领域全方位地改造云南社会。

在文教上，赛典赤·瞻思丁主张“教化治滇”，大力推广儒学。为改变建水本地长期所固有的“人知操弄干戈，罕见礼义”、“……其地杂百夷，其民椎髻编发以为饰，配弓刀，战斗、采猎以为生，固不知文字为何事”风俗，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时任临安广西道宣抚使的张立道便秉持瞻思丁的指导思想，于建水州正式创建文庙。此后随着中原文明之风的洗礼、孔子和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建水文庙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按照朝廷的封立昭告，建水州于文庙内刊立“追封圣诏”碑，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思想和地位，同时加强了建水文庙的政治象征力。之后，历朝历代的政府和乡绅都更加重视建水文庙的修葺和扩建，使其成为一座传播儒学和中央思想的文化“堡垒”。

（清乾隆五十八建“洙泗渊源”坊，段海容摄于2022年8月20日）

经过明清两代的扩建，建水文庙现存纵深625米，分六进空间。文庙的主要建筑有一池（泮池）、一坛（杏坛）、一圃（射圃）；二殿（大成殿、崇圣殿）、二庑（东庑、西庑）、二耳（东耳、西耳）、二堂（东明伦堂、西明伦堂）；三阁（尊经阁、奎文阁、魁星阁）；四门（棂星门、大成门、金声门、玉振门）；五亭（敬一亭、思乐亭、斋宿亭、西碑亭、东碑亭）；六祠（仓圣祠、忠义孝悌祠、名宦祠、崇圣祠、景贤祠、乡贤祠）；八坊（太和元气坊、洙泗渊源坊、礼门坊、义路坊、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圣域由兹坊、贤关近仰坊），整个建筑群疏密相间，高低错落。建水文庙建筑群中最具特色的还属泮池和大成殿两处。泮池为椭圆形，占地面积45亩（29700平方米），其规模之大，造型之特别均可谓全国之冠。大成殿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内外悬挂着的八块清代皇帝御赐匾额，分别是康熙年间清世祖题写的“万世师表”、雍正年间清世宗题写的“生民未有”、乾隆年间清高宗“与天地参”、嘉庆年间清仁宗题写的“圣集大成”、道光年间清宣宗题写的“圣协时中”、咸丰年间清文宗题写的“德齐帱载”、同治年间清穆宗题写的“圣神天纵”以及光绪年间清德宗题写的“斯文在兹”。

（大成殿内景，段海容摄于2022年8月20日）

建水文庙开创了滇南地区兴办儒学的传统，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移风易俗，是云南乃至全国研究儒家文化及其辐射影响的重要历史文物建筑。庙内碑刻上的警示、训导、圣谕、程子四箴等内容是研究古代边疆文化教育和儒家文化在民族地区传播的珍贵史料，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建水文庙早在2001年6月25日被认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建水县乃至整个红河州的文化图腾与重要地标。

三、洙泗渊源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时期的官方正统思想，不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文庙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基地不仅发挥了教育与教化的功能，更是作为充满政治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深刻地影响了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通过兴修文庙的形式，“国家以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参与到民间活动当中，既凸显了国家权威，同时也为民间力量的能动性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文庙在展现封建中央王朝及其儒家正统思想权威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从而调动了民族地区社会新陈代谢的能力。同时文庙也为地区各民族士人和民众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所，文庙的祭祀不仅仅是儒家的仪式，更是为周边地区各民族同胞齐聚一堂，沟通感情，加强彼此间的亲密感和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认同感提供了场所和机会，进而推动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分布格局的发展与最终形成。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建水双龙桥，段海容摄于2022年8月21日）

四、结语

在今天云南的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除了规制宏大的建水文庙以外，尚有几十座或大或小的文庙留存，不论是在文庙建筑的维护还是文庙记忆的书写，各民族同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贡献着力量，因此每一座文庙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载体与承载记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庙早已不再是封建时代官方统一思想的象征，而是已经融入到本地社会的深层次基因之中，成为地区社会与文化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被不同民族的民众所认可和崇敬。在文庙与周边社会的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种隐性却又坚韧的方式融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在不知不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直至今天仍持续影响着边疆民族社会。